第2章 女子出门是很难的

令”“尚宫局”，全部职责就是管理女性宫人——她们不仅不能随意走出寝殿，就连信件都要通过内侍或女官转交。

皇后、妃子，哪怕再受宠，也需要“召见”制度，非经允许不得出宫一步。就连临时迁宫、避暑搬迁，都要单独列车、设专队护送。

同样，王公贵族的女眷也是如此。王府内宅常常有“女墙”、“影壁”，甚至院墙上加盖“女不出门”的石雕文告。到了清代，八旗贵族女子常年居住在“闺房”，即便嫁人，也不一定能立刻“出嫁”住进夫家。

上层女子的出门自由，甚至比农妇还受限制。她们有身份，却也因此被束缚得更深。

当然也有女性出现在市井街头，那多数是因为家贫无奈。

低阶层女子，如农家女、女仆、寡妇，确实可能承担卖菜、担水、送饭等任务。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有“自由”，而是她们“无可选择”。宋代一位文士在《笔谈》中就曾说：“市井妇多劳，而言语不敢稍高。”就是说，即使这些女子出门谋生，也要尽量“悄无声息”，免得惹人非议。

清代地方志也记载，女子“若非寡困，不宜贸易”。在正统的观念中，女子经商是“伤风败俗”，即使偶有例外，也要被贴上“迫于无奈”、“守节经营”的标签。

她们不是自由地出门，而是带着羞耻与危险，在社会边缘勉强求生。

古代文人极爱描写“贞女”——守节、守门、不见外人、不出家门，被赞为“冰清玉洁”；反过来，“出门女子”则多被塑造成“荡妇”或“红粉祸水”。

《聊斋志异》《世说新语》《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逃不出这个二元对立：你若出门、说话、接触男性，就注定会被“描黑”。

这种文学形象一再加深社会偏见，使得“贞节”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家族荣誉、社会标杆。甚至地方上建“贞节牌坊”，对出门女子就是无形的警告。

这类文化压力，远比明文律法更可怕。

除了宗族与礼教的束缚，古代女子还要面对来自法律制度本身的性别歧视。别以为官府公正严明，事实上，法律对女子的惩处不仅更重，而且更羞辱，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不是“公平执法”，而是“维护礼法”。

先说一个现象：同样是“私奔”，男子通常会被斥为“轻佻”“不敬父母”，但女子往往直接按“淫奔”“失节”处理，有时还会被冠以“贱行”，轻则鞭笞驱逐，重则活活打死。为什么？因为她“坏了家门名声”“败坏纲常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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