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合作改良工艺,上海纺织女工将“细纱接头法”传授给川渝妇女,金陵兵工厂技术员与本地铁匠研发出“竹筋混凝土”战时替代材料。同时,48所高校迁至川渝(重庆26所、成都8所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师生在北碚祠堂复课,黑板与雕花梁柱相映成趣;郭沫若在防空洞里创作《屈原》,灵感源自车间钢铁敲击声;老舍的《四世同堂》手稿边缘,还留着机油的痕迹。不同地域的文化、技术与观念在此碰撞融合,让川渝从封闭的内陆地区,一跃成为抗战时期的工业、文化双中心。
二、一声令下,三线建设启征程:深山里的战略腹地
步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冷战格局下,全球两大阵营对峙。中国面临着多方向的安全威胁,美国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对北越政权的支持,也使南部边境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三线建设”的号角在群山间激昂吹响。川渝地区凭借抗战时期积累的工业基础、隐蔽的地形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三线建设的核心区域,而成都东郊,正是这场工业布局调整的重要阵地之一。
(一)第一次转移:以国防军工为核心的战略植入(1964-1969年)
第一批迁入的企业以“重军工”为绝对主导,瞄准国防安全需求。核工业领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秘密扎根绵阳,邓稼先、王淦昌等顶尖科学家带领团队,在荒山中搭建起核武器研发基地;航空航天产业方面,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成飞)从东北引入歼击机研制项目,成都发动机公司(420厂)承接航空发动机制造任务,让川渝成为国产战机的“心脏”与“羽翼”培育地。兵器工业同样密集落地,重庆建设工业(652厂)从上海迁来生产枪械,泸州北方化学工业公司(599厂)从吉林入驻专攻火炸药,使川渝成为西南兵器制造的核心枢纽。
在成都东郊的圣灯寺、二仙桥、万年场一带,一批以数字代号命名的电子军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营锦江电机厂(784厂)作为苏联援建的无线电通讯设备项目,早在1954年便选址于此,最初专注生产为飞机配套的导航通讯系列产品,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导航通讯工厂;国营宏明无线电器材厂(715厂)同样在1955年开工建设,苏联派出40余位专家驻厂,将其打造为集研发、生产电子元器件于一体的核心企业。到了三线建设时期,这些企业迎来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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