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集：《科技伦理的儿童保护特别条款》

他说这话时，眼神瞟向了桌角的水杯。

李静立刻拿出准备好的证据——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获取的数据包显示，“童伴”不仅采集了孩子的人脸、声纹、地理位置，甚至包括每次点击的力度和间隔时长，美其名曰“优化交互体验”。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被匿名打包卖给了早教机构，用于精准推送课程广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里明确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当取得监护人同意，且限于必要范围。”李静的手指重重敲在条款上，“你们收集的眼球追踪数据，已经能推断出孩子是否有阅读障碍，这难道也算‘必要范围’？”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副总突然摔了笔：“行，你们要条款是吧？我倒要看看，条条框框能挡住科技进步吗？”

这句话让李静想起了刚进委员会时，老主任说的话：“伦理不是科技的绊脚石，是指南针。”

三、特别条款的诞生

制定《儿童科技伦理特别条款》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难。

第一次草案讨论会就吵翻了天。有人觉得“禁止推送成瘾性内容”太模糊，不好界定；有人担心“限制信息采集范围”会影响AI的学习效果；企业代表更是联名反对“伦理安全测试”，认为会增加研发成本。

“什么是成瘾性内容？对六岁孩子来说，不断重复的奖励机制就是成瘾。”李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对着一堆儿童心理学论文熬了三个通宵。她提出的“三维评估模型”最终被采纳：从情感绑定强度、行为干预方式、信息获取深度三个维度打分，超过阈值的产品不得上市。

关于信息采集，争议最大。技术派坚持“数据越多，AI越智能”，而教育专家则警告，过度采集可能导致“标签化成长”——一个被AI判定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会被推送更简单的内容，反而限制了潜力发展。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只允许采集与产品功能直接相关的数据，且必须采用“白名单制”，监护人可以随时查看并删除所有记录。

最关键的“伦理安全测试”，则借鉴了药物临床试验的模式。不仅要有专家评审，还要招募不同年龄段、不同认知水平的孩子进行实测，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李静特意加入了一条：测试过程必须有发展心理学家在场，一旦出现焦虑、抵触等情绪，立即终止。

定稿那天，李静去了趟儿童医院。在康复科看到个正在用改良版“童伴”平板做训练的自闭症孩子，蜂鸟的形象被换成了静态的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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