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6章 波斯商人,特许经营

商人通过“回扣”（通常是交易额的10%）获得便利——1978年，德黑兰海关有1/3的官员与商人存在“灰色合作”，甚至有官员专门为商人设计“低报价格”的公式（如将10万美元的商品报为5万美元）。这些“佐级”角色虽不直接经商，却是商人打通现代商业流程的“关键节点”，他们的存在让传统商人得以在西化的经济体系中生存。

“使”：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图景。支撑商业帝国的，是数百万底层从业者：克尔曼地区的地毯女工（多为农村妇女）在家庭作坊中编织，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仅10美元，一条售价1万美元的地毯，她们只能拿到50美元；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多为阿拉伯人）从事最危险的钻井和炼油工作，工伤率极高，却因工会被政府控制而无法罢工；大巴扎的搬运工（coolie）用扁担运送货物，负重可达百斤，按件计酬，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却要向行会缴纳“管理费”。这些劳动者是商人财富的“基石”，但与商人的贫富差距在1970年代达到顶峰——最富有的100个商人的财富，相当于500万底层劳动者的总收入，这种不平等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六、革命风暴：商人阶层的命运转折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波斯商人的命运。曾经与王室绑定的“宫廷商人”成为革命对象，被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传统巴扎商人最初支持革命（不满王朝的西化政策和官僚腐败），但很快发现新政权的“伊斯兰经济”政策（如国有化、禁止与西方贸易）更不利于他们；而普通商人则在革命后的混乱中失去生计，整个商业体系面临重构。

“宫廷商人”的覆灭。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权成立“革命法庭”，清算“王朝的经济支柱”：阿尔达希尔家族（汽车进口商）的资产被没收，家族成员流亡美国；哈梅内伊家族（制糖商）虽未被清算，但被迫将企业交给“伊斯兰基金会”；那些为美国公司做代理的商人，被贴上“卖国贼”标签，部分人被处决（如德黑兰的可口可乐代理商）。据统计，1979-1981年，有超过2000名王室关联商人逃离伊朗，带走的资金估计达50亿美元，这些人的离开导致伊朗进口贸易崩溃，汽车、家电等商品严重短缺。

巴扎商人的“短暂胜利与长期困境”。革命期间，大巴扎的商人曾积极支持反巴列维运动——关闭商铺举行罢工，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甚至用货车运送武器。他们期待新政权能恢复传统商业秩序，打击腐败的“宫廷商人”。但革命后，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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