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仅5%,远低于传统高利贷)。最关键的是,石油收入的暴涨(1973年石油危机后,伊朗石油收入从每年40亿美元增至200亿美元)为商人进口西方商品提供了资金——1970-1978年,伊朗进口汽车从每年5万辆增至30万辆,其中80%由王室关联商人垄断销售,这些商人通过“进口许可证”制度赚取差价,单辆汽车的利润可达售价的30%。
美国的“石油-武器”交易为商人打开全球通道。巴列维王朝与美国形成“石油换保护”的同盟:伊朗用石油供应美国(1970年代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5%),美国则向伊朗出售武器(1972-1979年军售额达150亿美元)并转移技术。这种关系让波斯商人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德黑兰的“美国商品中心”由伊朗商人与美国公司合资运营,销售从可口可乐到凯迪拉克的全品类商品;波斯地毯通过纽约第五大道的专卖店进入美国高端市场,每平方米售价超1000美元,背后是伊朗商人与美国犹太商人的合作网络。美国商人甚至在德黑兰设立“商业咨询公司”,帮助伊朗商人规避关税(如将奢侈品伪装成“工业设备”进口),这些“灰色操作”在王朝默许下成为常态。
二、地域基因:三大地理枢纽的商业密码
伊朗的地理禀赋,为波斯商人提供了横跨欧亚非的天然优势。从波斯湾的石油码头到德黑兰的古老市集,从里海的鱼子酱产地到边境的贸易口岸,每个地理节点都承载着独特的商业功能,共同构成了巴列维时期的贸易网络。
阿巴丹炼油厂的“黑色黄金”效应。位于波斯湾北部的阿巴丹炼油厂,1940年代曾是全球最大炼油厂(日加工原油100万桶),它不仅是伊朗石油经济的引擎,更是商人财富的“孵化器”: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物资(钢管、机械、食品),催生了专门为油田服务的“石油商人”——他们从美国进口设备,转手卖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利润率高达40%;炼油厂的工人(1970年代达5万人)形成庞大消费市场,周边的阿巴丹市聚集了2000家商铺,从面包店到汽车修理厂,几乎都由波斯商人经营。石油带来的“派生需求”让阿巴丹的商人阶层十年内扩大5倍,其中最富有的10人控制着当地80%的商业资产,他们的豪宅与炼油厂的烟囱隔河相望,构成工业时代的奇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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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大巴扎的“传统与现代共生”。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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