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与石油之间:巴列维时期波斯商人的黄金时代与命运转折(1925-1979)
德黑兰大巴扎的穹顶下,香料的馥郁与波斯地毯的羊毛气息交织,戴塔布什帽的巴扎商人用手指在地毯边缘捻过,与穿西装的银行家低声交谈着糖价与美元汇率——这是1970年代伊朗街头的寻常景象。在巴列维王朝(1925-1979)的44年间,波斯商人经历了一场从传统市集到全球贸易的剧变: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为他们打开西化之门,穆罕默德·礼萨的“白色革命”让石油美元涌入商业版图,而与美国的深度绑定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这些穿梭于清真寺与摩天楼之间的商人,既是王朝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承受者,他们的命运最终随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而急转直下。
一、政治支撑:王朝现代化与商人的“特许经营权”
巴列维王朝的政治逻辑,始终围绕“用权力换发展”展开。礼萨汗父子将商人阶层视为推行现代化的重要盟友,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其垄断特权,而商人则以税收、献金回报王朝,形成“王室-商人”的共生网络。这种关系在“白色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也为最终的崩塌埋下伏笔。
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为商人松绑。1925年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后,推行“去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商业的限制(如取消“利息禁令”的严格执行),建立世俗法庭处理商业纠纷;修建横贯伊朗的“波斯铁路”(从德黑兰到波斯湾),将传统巴扎的商品输送到全国;强制推行西化着装(1935年颁布《帽子法》,要求男性戴西式帽子),打破宗教对商人形象的束缚。这些改革让商人从“宗教法庭的附庸”变为“王朝经济的支柱”——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通过承包铁路建设物资供应,财富十年增长3倍;波斯地毯经新港口阿巴斯港出口欧洲,出口额从1925年的500万美元增至1941年的2000万美元。礼萨汗曾说:“我需要商人将伊朗的商品带到世界,就像我需要军队保卫国家。”
“白色革命”创造的制度红利。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推行“白色革命”(又称“国王与人民的革命”),19项改革中多项直接利好商人:土改将部分王室土地分配给农民,刺激农产品商业化(开心果、藏红花的种植面积扩大2倍);工业化计划扶持纺织、制糖等轻工业,商人通过获得王室特许垄断生产(如哈梅内伊家族早期参与的制糖业);成立“伊朗国家银行”,为商人提供低息贷款(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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