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金融寡头”与“资源寡头”的合流,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双重控制——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正是寡头银行的违规操作(大量发放无担保贷款)加剧了危机,最终导致政府债务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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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的能源管道网络,是寡头的“地缘政治杠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输油管道总长超2.5万公里,北溪管道、友谊管道等将油气输送到德国、意大利等国,而这些管道的运营权多由寡头企业参与——卢克石油负责波罗的海管道系统,俄气控制北溪项目。这种“能源纽带”让寡头不仅是商人,更成为俄欧关系的“隐形玩家”:2006年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中,俄气停止供气,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背后正是俄气与寡头控制的运输公司的协同操作;而阿布拉莫维奇通过掌控俄英能源贸易,一度成为两国关系的“非正式调解人”。资源的地理分布,让俄罗斯寡头从诞生起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属性。
三、文化体系:权力崇拜与生存悖论
俄罗斯寡头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转型期的“规则真空”与历史积淀的“强权崇拜”。他们既继承了苏联时期“权力决定一切”的潜规则,又模仿西方资本的运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他们崛起的密码,也是最终受限的根源。
“权力即财富”的生存逻辑贯穿始终。在俄罗斯转型期,法律体系混乱,产权保护薄弱,唯有靠近权力核心,才能确保财富安全。别列佐夫斯基的发家轨迹极具代表性:他通过与叶利钦家族的私交(尤其是与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的关系),获得了国家汽车工业公司(VAZ)的控制权,将其零部件业务外包给自家公司,年获利超5亿美元;他甚至直接干预政府决策,1997年一手促成基里延科出任总理,只因后者“听话”。这种“权力寻租”模式被所有寡头效仿——阿布拉莫维奇每年向叶利钦家族“进贡”数千万美元,换取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开采权;霍多尔科夫斯基则通过资助议会政党,试图将权力“制度化”(这也成为普京打击他的理由)。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1990年代的俄罗斯,与其说寡头是资本家,不如说是‘权力经纪人’。”
寡头间“联盟-内斗”的循环是常态。为对抗政府或瓜分利益,寡头们常结成临时联盟(如1996年支持叶利钦连任的“七人集团”),但联盟的基础是利益而非信任,破裂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别列佐夫斯基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争斗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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