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现代社会中过度解释、过度言说的虚无本质,这种认识与维特根斯坦"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的哲学立场遥相呼应。"口水多过茶"这一粤语俗语的运用,形象地揭示了当代话语的通货膨胀现象——言语的过量生产与意义的极度贫乏形成讽刺性对比。"估住人家会通情达理"则暴露了现代人际交往中的根本性误解,我们总是幻想他人能够理解自己,却忽略了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性和解释的有限性。
诗歌结尾的"想多咗,得少咗/失咗多咗……"采用了递减式的句法结构,与内容上的"得少失多"形成形式与意义的完美统一。这种表达方式令人想起《道德经》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辩证思维。诗人通过粤语特有的"咗"(表示完成态的助词),强调了"得"与"失"的动态过程性和不可逆性。在现代社会的欲望经济学中,我们越是追求"得",实际上"失"去的就越多——这种悖论被诗人用最简洁的方言表达捕捉。
从诗学传统看,《得同失》继承了粤语木鱼书、南音等说唱文学的民间智慧,同时又吸收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辨特质。诗中"怨天怨地"的表述与《诗经》中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形成跨时空对话,但树科将其置于现代语境下,赋予了新的批判性内涵。诗歌对"口水多过茶"的批判,也可视为对宋代"以议论为诗"传统的某种反思,诗人似乎在说:过度的语言繁殖恰恰遮蔽了存在的真相。
在韵律方面,《得同咗》充分利用了粤语完整的入声系统和丰富的声调变化。"嚟咗"、"发噏疯"、"多过茶"等词组在粤语诵读中会产生特殊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与诗歌主题的沉重形成有趣张力。诗人有意采用接近口语的节奏,却在看似随意的表达中植入深刻的哲学思考,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体现了成熟的诗艺把控。
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得同失》折射了珠三角地区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困境。作为粤北韶关的诗人,树科敏锐地捕捉了传统价值体系解体后,人们面对物质丰富与精神贫乏并存的矛盾状态。诗中"老窦老母"代表的传统世代与"我哋"代表的现代世代之间的对比,暗示了某种文化断裂和记忆缺失。这种断裂在粤语地区尤为明显——经济上的先行与文化上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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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同失》的深层结构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代性困境: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中,目的与手段的倒置导致人的异化。我们为"得"而不断追逐,却在追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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