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失"去了本真的自我。诗人通过粤语特有的否定性表达(如"冇"、"唔"等),强化了这种存在的虚无感。这种表达与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荒诞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揭示了现代人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巨大裂隙。
在更广阔的汉语诗歌谱系中,《得同失》代表了方言写作的某种突围可能。当标准汉语诗歌陷入意象的重复和抒情的窠臼时,粤语等方言以其鲜活的日常性和语法弹性,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树科的实践表明,方言不仅是地域身份的标识,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和存在体验的表达媒介。诗中"发噏疯"这样的表达,在标准汉语中难以找到同等表现力的对应词,正是这种"不可译性"保留了诗歌的本真性。
《得同失》的哲学深度还体现在对时间性的思考上。粤语中丰富的时态助词(如"咗"表示完成,"紧"表示进行)使诗人能够精确捕捉"得"与"失"的时间维度。"失咗多咗"中的双重"咗",强调了失去的累积性和不可逆性,这种时间意识与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不谋而合——我们的存在正是在这种得与失的绵延中展开。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诗歌揭示了现代人的"匮乏经济学"——欲望的不断生产与满足的永恒延迟。"想多咗,得少咗"精准描述了拉康所谓的"欲望即匮乏"的状态。我们总是想象得到后的满足,却永远处于"即将得到"的悬置状态,这种结构性匮乏构成了现代主体性的核心。
《得同失》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对语言异化的揭示上。诗中"口水多过茶"不仅是对话语泛滥的讽刺,更暗示了语言脱离实指功能后的空洞化。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语言异化愈发严重——我们说得越多,沟通反而越少。诗人通过粤语俗语的"接地气"特性,试图恢复语言与生活经验的本真联系。
作为一首看似简单实则丰富的短诗,《得同失》展现了树科独特的诗学追求:用最地道的方言表达最普世的生存体验。这种创作路径既扎根于岭南文化的土壤,又超越了地域限制,触及了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诗歌最后留下的省略号,仿佛一个开放性的邀请,引导读者在"得"与"失"的辩证中继续思考自己的存在处境。
《得同失》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深度,更在于它成功地将这种深度植根于方言表达的特殊肌理中。在全球化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歌实践提示我们:真正的普遍性恰恰需要通过最具体的特殊性来实现。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真理内容与其技术成就密不可分",《得同失》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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