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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在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向国会,提交了着名的《授权法》。该法案,将允许他的政府,在未来四年内,无需国会批准,即可自行立法。这无异于,让国会自己投票,宣布自己死亡。
为了确保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此时,所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早已被逮捕或流亡。纳粹的冲锋队,在会场内外,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肃杀的气氛,恐吓着其他党派的议员。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并通过向天主教中央党,作出一些保护教会利益的虚假承诺,希特勒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
在所有的党派中,只有勇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全体投了反对票。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正式死亡。希特勒,利用了民主的程序,合法地,终结了民主。
这种“合法革命”的悖论,为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也为日后那些密谋反抗他的人,制造了一个深刻的、痛苦的道德困境: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法律,刺杀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元首。
与纳粹的宣传机器所描绘的那种,全民狂热、万众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在第三帝国的铁幕之下,反抗的暗流,从未停息过。
这些抵抗,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更像是一片由动机各异、组织分散的团体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的光谱。其性质,也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德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良知危机。
最初的敌人:左翼的抵抗
纳粹上台后,最先遭到残酷镇压的,是他们的政治死敌: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他们的组织,被迅速取缔,成员被大规模地逮捕,并成为了第一批被送往达豪等集中营的囚犯。
然而,镇压,并未完全扑灭反抗的火焰。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深厚的共产党,迅速转入了地下。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秘密网络,尤其是在柏林等工业中心。这些地下组织,冒着被盖世太保抓捕和处决的巨大风险,偷偷地印发传单,传播反纳粹的信息,试图在工人阶级中,维持抵抗的火种。但这种抵抗,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盖世太保的无情追捕,使得这些网络,像韭菜一样,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
教会的良知危机
德国的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反抗”或“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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