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着作)。
最为着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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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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