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 年至 1978 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着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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