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

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着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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