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含糊地说抱母校。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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