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稿酬,几乎是没有。
不然,支付那么多大佬的稿酬,院刊也不用复刊了。
这也是为什么刘北汜先生需要亲自登门拜访刷脸约稿的原因之一。
《谈匏器》虽然是六十年代的稿件,但一些新的考古成果出现,文章也需要做一些修改,这个方面就需要苏亦跟老先生沟通。
比如河姆渡遗址的发现,1976年《文物》第8期10页就刊登了浙江文管会发表的《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章中的出土物就证明我国的种匏历史至少有七千年,用匏做日常用具,也可以上溯到远古。
但涉及到新的学术成果,肯定是重新修改文章以及引用。
这种改动,也是需要编辑跟作者沟通,随时跟进,并不是编辑想改啥就能随便改的,越是大牛越不愿意别人改动自己的稿件。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涉及到考古学术成果,这个方面,张闵作为助手肯定是两眼一抹黑,就算刘北汜先生也没有苏亦专业,只能他跟进。
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见闻记》,里面有《楚匏》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约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四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
同样可惜的是,这件楚匏已经损毁,没法验证,如果做吹管的葫芦确实是用套管之法长成的,那至少在两千年前已经直到用模子来范制匏器了。
遗憾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之中,也考证不出来哪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奇妙的方法,把初生的嫩匏纳入范中,使它长成各式各样的器物。还说,天然果实而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刀凿而花纹款识,宛若雕成,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文章引用的文献,如果能够找到文献资料,苏亦都会追一去查证,免得出现错漏,找不到资料的,也只能作罢。
此外,还要到故宫库房去寻找合适的器物拍照,不然,文章只有文章而没有配图,是不圆满的。
拍照的活,也是以苏亦为主,张闵顶多是帮忙,他对匏器不了解是其一,不会拍照是其二。
苏亦挑选了一圈,才选定拍照目标。
比如“康熙缠莲寿字匏盒”、“康熙唐人流水诗八方形匏笔筒”、“乾隆匏桃”、“康熙六瓣云纹匏盌”、“乾隆缠莲纹匏盖罐”、“乾隆八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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