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的单词来源,又主要是拉丁语、日耳曼语、希腊语三大类。
那么法语呢?
其实也差不多。
因此,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三门外语,从词根词源去记忆,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再加上有一个法语科班出身又读法国史的室友,苏亦学法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至于德语,他也只是在背单词阶段。
发音啥的,就先顾不上了。
没有办法,想要看藏文梵文史料,就必须要学会德文,因为很多史料都是德国学者撰写的。
苏亦想要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做到熟练掌握多门外语,估计很困难,短时间内也不需要,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
他现在学的就是一点皮毛,就被许婉韵说成语言天赋,苏亦哪里敢应。
对于语言学,他完全就是一窍不通。
然后大家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聊到北大东语系,聊到于道泉先生,聊到中央民院。
跑题太严重了。
好在最后又拐回来了,大家都好奇,民院哪边有没有专门从事吐蕃史研究的学者。
肯定是有的。
但是谁,苏亦也不熟悉。
他不熟悉,有人熟悉啊。
比如姚华山,就说,“中央民院这边我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西北民院,我就认识黄奋生教授,当初我们兰大恢复历史系,还聘请黄教授给我们授课,他对吐蕃史应该是有研究的。”
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苏亦的脑海突然就浮现出一本书《藏族史略》,瞬间,可以对号入座了。
只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还教过姚华山。
所以之前马世昌说姚华山对吐蕃实史有研究,并不是说说而已。
说到学者,话题又拐回到着作。
实际上,着作这个方面,没啥好说的,八十年代事前,国内的学者都没几本着作,不是学者们水平有限,而是时代限制。
大量的着作出版,还是要等八十年代以后,可以说这个年代的着作出版,呈现出来一个井喷状态。
比如上面提及的《贤者喜宴》也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才有出版,而黄奋生先生的《藏族史略》也是同年出版的。
十年间压抑的学术热情,开始迸发出来。
因此,现在能够引用的文献,其实很有限。
苏亦也满是苦恼,“我能找的文献也不多,藏文版史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引用,因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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