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200亩)按官价“回买”为“公田”,再出租给农民,所得租米充作军饷。然而,官价仅为市价的1/3至1/2,“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宋季忠义录》)。这种低价强购的方式,严重损害了官员和富户的利益。同时,政府还强征“和籴米”(强制购买粮食),百姓“卖田产不足偿,往往自杀”(《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此外,官员若隐匿田产,即被罢官,“六郡之民,破家者多”(《癸辛杂识》前集卷十四)。
“公田法”的实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南宋的财政压力,但却彻底激化了阶级矛盾。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深受其害,纷纷起来反抗。南宋的经济基础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社会动荡不安,统治根基动摇。
3.军事破坏:“打算法”瓦解抗元力量
贾似道的权术不仅针对文官,更指向了南宋最后的抗元支柱——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及刘整等将领。1267年,他以“清理军费”为名推行“打算法”。表面上,这一政策是为了规范军费的使用,防止贪污腐败。但实际上,贾似道是为了排除异己,掌控军队。
他派亲信核查各地军费开支,凡“用钱逾额”或“与蒙古通款”的将领,一律治罪。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优秀的将领受到了冤枉和迫害。例如,吕文德因“采购军粮溢价”被罢职,最终抑郁而终。刘整则因“曾与蒙古通信”被诬陷,被迫降元。刘整降元后,为了邀功,竟然献出了“襄阳城防图”,使得襄阳的防御体系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加速了襄阳的失守。
“打算法”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南宋军事体系的崩溃。许多将领为了自保,或隐瞒军费、或克扣军饷,“士卒离心,边备废弛”(《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虽然掌控了军队,但他本人并无实际指挥能力,这使得南宋在面对蒙古的进攻时,毫无抵抗之力。
三、误国核心:襄樊失守与长江防线崩溃
1.襄阳危机:贾似道的消极应对
襄阳(今湖北襄阳),作为南宋长江防线的“咽喉”,自1236年起就一直是蒙古重点进攻的目标。贾似道掌权期间,虽然多次收到“襄阳被围”的急报,却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本人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对于前线的紧急情况,他不仅不组织救援,反而将前线送来的“襄樊危急”文书投入火盆,对度宗谎称“北兵已退”。
襄阳的陷落,完全是贾似道“不作为”的结果。从1267年至12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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