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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当其他州县还在向朝廷请赈时,杭州已恢复了生机。我随范仲淹巡查街巷,看见重修的官署飞檐斗拱,新砌的城墙坚固厚实,曾经的灾民们有的成了泥瓦匠,有的做了店小二。路过米市时,米价已跌到每斗九十文,卖米的商贩认得范仲淹,远远作揖:“多亏大人让我们有生意做。”他笑着摆摆手,目光落在远处挑着担子的妇人身上——那妇人筐里的新米,正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像撒在地上的碎金子。
夜里,我在书房整理文书,忽然想起张启发院士。
二十年前,他在华中农大的试验田里研究转基因水稻时,不也如范仲淹这般被误解吗?那些说他“卖国”的谣言,那些街头的抗议标语,与当年的《责范公书》何其相似。可如今,当我们的抗虫棉占据了98%的市场,当国产转基因玉米在赞比亚落地生根,那些曾经的质疑声,终于变成了对粮食安全的赞叹。
窗外,钱塘江水滔滔东去。我铺开宣纸,研墨写下:“善治生者,不患财之不足,而患其不通。”这是范仲淹写在《奏乞罢杭州任》里的话,此刻却像一枚银针,扎破了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迷雾。原来真正的远见,从来不是迎合世俗的眼光,而是像垦荒者那样,在众人的质疑中埋下种子,等待时光的沃土孕育出真相。
烛火摇曳中,我仿佛看见两个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叠:一个在西湖边观龙舟赛,一个在试验田里察水稻情;一个用米价杠杆撬动了市场,一个用基因剪刀守护着种源。他们都曾被唾沫淹没,却又都在岁月的淘洗中,露出了金子般的光芒。
我握着毛笔,梧桐叶正扑簌簌的掉。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旧照片,1993年张启发院士在武汉试验田的留影,他手里攥着稻穗,身后是成片的绿色波浪——那时候没人知道,这片波浪里藏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2013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夏夜,我在实验室外撞见张院士。他的白大褂后背洇着水渍,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手里紧攥着一份《建议信》草稿,纸角已被揉得发皱。“怀孕探索者,”他叫住我,声音里带着少见的颤抖,“你说范仲淹在杭州纵米价时,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怕自己是在把百姓往火坑里推?”
我想起当年在街头看到的场景:20个东倒西歪流着鼻涕的老人,举着“拒绝转基因毒粮”的横幅。有绿色和平组织的粉丝举着农药瓶往实验田乱窜,张院士和学生们挡在田垄前,被推得踉跄后退……此刻他站在显微镜前,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正在比对“华恢1号”的基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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