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以 “边币” 作为本位货币。边币的发行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因物资匮乏、印刷技术简陋,边币信用难以建立。
边区政府创造性地采取 “物资本位制”,将边币与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挂钩,同时严格管控法币流入,禁止日伪货币流通。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推进,边币逐渐站稳脚跟,不仅支持了边区的经济建设,更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华北平原,晋察冀边区的金融建设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38 年 3 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发行 “晋察冀边区银行券”。
面对日军频繁 “扫荡” 和物资短缺,银行工作人员背着印钞机在深山里辗转迁徙,甚至在山洞中完成货币印刷。
为提升货币信誉,边区政府设立物资储备库,承诺持币者可随时兑换粮食、布匹;同时发动群众参与防伪,将剪纸、民间图案融入钞票设计,既增强辨识度,又激发了民众对根据地货币的认同感。
晋察冀边币成为抗战时期流通最广、信用最高的根据地货币之一,支撑着边区军民在敌后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斗争。
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1938 年 12 月,北海银行在掖县成立,最初仅靠几台石印机印制货币。
日军为扼杀北海币,曾专门成立 “假币制造局”,大量伪造北海币投放市场。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一方面改进印刷工艺,增加水印、暗记等防伪技术;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 “反假币斗争”,设立举报奖励制度,让假币无处遁形。
到抗战后期,北海币已占据山东根据地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甚至在敌占区的黑市上也能兑换物资,成为打破日军经济封锁的 “秘密武器”。
在华中地区,新四军开辟的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也纷纷建立银行,发行各具特色的货币。
1941 年,淮南银行发行 “淮南币”,创造性地采用 “盐税担保” 机制,以淮南丰富的盐资源作为货币信用基础;同年,江淮银行在苏中根据地成立,其发行的江淮币上印有 “还我河山” 等抗战标语,既彰显了货币的政治属性,又凝聚了军民的抗战决心。
这些货币不仅稳定了根据地物价,还通过贸易手段从敌占区换回紧缺的药品、武器和工业设备。
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发行,本质上是一场与日伪政权的经济博弈。日军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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