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户研究所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表面上是研究 “秘密武器” 的军事机构,实则成为伪钞制造的核心基地。研究所内聚集了日本顶尖的印刷专家、化学工程师和间谍,他们在山本宪藏大佐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法币的 “逆向工程”。
初期,日本人选中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 5 元面额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耗费数月时间,拆解真钞、分析纸张纤维、研究油墨成分,甚至动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复制图案。
但第一批伪钞流入中国后,因使用已废止的钞票模板,很快被识破。这次失败并未动摇日本的野心,反而促使他们加快了对法币的研究。
转机出现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一举缴获了英国印钞公司为国民政府印制法币的全套设备、模板和纸张。
这些珍贵的 “战利品” 被火速运往登户研究所,日本的伪钞制造由此进入 “工业化” 阶段。研究所不仅能完美复刻法币的水印、防伪线,甚至连纸张的手感和油墨的光泽都几乎与真币无异。
更令人震惊的是,1942 年,日本南洋占领军截获了 20 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并从德国购回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 10 余亿元法币半成品。至此,日本掌握了法币制造的全部秘密,伪钞年产量飙升至数亿元。
伪钞的流通网络如同一张巨大的毒网,笼罩着中国的沦陷区与大后方。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区,日本特务机关通过伪政权强制推行伪钞,要求民众用真币兑换一文不值的假钞,或直接用伪钞支付军事物资采购。
而在国统区,日本间谍则利用走私渠道,将伪钞混入正常货币流通,套购粮食、药品、金属等战略物资。这些物资随后被运往日本或日军前线,进一步支持侵略战争。据统计,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日本共制造伪法币超过 40 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法币发行量的三分之一。
伪钞的泛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随着大量伪钞涌入市场,法币信用急剧崩溃,物价如同脱缰野马疯狂上涨。
以重庆为例,1945 年的物价指数较 1937 年上涨了 2000 倍,普通百姓的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商店拒绝接受纸币,民间交易被迫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为了应对伪钞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法币版面,耗费巨额资金用于防伪技术升级,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使本就艰难的抗战经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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