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说你没看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你和钱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
不跟我回山里了。
改写历史需要两根柱子。
邪不压正,邪不压正。
地下有五把枪,可第五把枪不见了。
真假从来不是历史的根本诉求。在传统认知里,历史理应追求“真实”。但所谓的真实,是不是我们能企及的?事实上,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为了“复原真相”,而是为了“塑造意义”。不管是统治者的编年,还是学者的编史,所有的记录、编辑、传播、再解释,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牵引和目标的设定。真不重要,有用才重要。能服务现实的历史,才是被允许留下的历史。而那些无用的“真实”,要么被删去,要么被湮没,要么被重新塑造。这种“有用”有时候是政权的合法性,有时候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有时候是统治秩序的延续。但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与客观事实本身相距甚远。
人们总以为历史是一堆“发生过的事”。但真正能成为“历史”的,从来不是所有的“过去”,而是被选择过的过去。谁来选择?当然是当时有权力的那群人。无论是口述者、书写者,还是后来的定稿者,他们所记录、强调、舍弃的内容,都与他们的身份、立场和目的紧密相连。一个事实是否能流传下去,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某种需求。因此,历史本质上不是事实的汇总,而是权力的筛选。任何一个流传千年的史实,其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决定:它是否应该被我们记住,是否能够“被说出来”。
即使后来人通过蛛丝马迹知道了历史的真相,也未必能够、愿意、或者敢于说出来。历史不是单靠考据就能复原的,更不是靠勇气就能挑战的。很多真相牵涉权力、制度、民族、信仰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一旦说出来,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震荡。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宁可沉默,也不愿打破沉重的“历史共识”。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真相可能被人知道,却无法被传述。也就是说,历史中的“缄默”,并不等于“无知”;而“重复”的东西,也未必“可信”。历史就是这样,真实与可说之间,经常存在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们习惯把某些“官方记录”当作“信史”,仿佛这些史书比其他渠道更可靠。但仔细想想,这些所谓“信史”又是谁写的?又是写给谁看的?为什么他们写了这个而不是那个?很多时候,信史只不过是“更系统的选择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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