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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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这座位于金沙江畔的小城,成为了三线建设的典型缩影。这里曾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只有陡峭的山峰和湍急的江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没有公路,大型设备只能靠人拉肩扛翻越陡峭的山岭;没有住房,他们就用竹篾和泥土搭建“干打垒”宿舍。冬天,寒风呼啸,冻得人手脚生疮;夏天,烈日炎炎,蚊虫肆虐。一位参与建设的东北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零下十度的冬夜里,我们围着篝火调试设备,耳边是老乡教的四川话,手里是从上海带来的精密仪器,恍若时空交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者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让攀枝花在短短数年从荒滩变成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1970年,攀钢第一炉铁水的顺利出炉,标志着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胜利,“三线精神”也在攀钢的高炉火焰中淬炼而生。
绵阳的大山深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隐姓埋名,在山洞实验室里日夜奋战。他们将东部高校的理论知识与巴蜀工匠的实践智慧结合,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完成了原子弹的核心计算;在简陋的车间里,将沿海工厂的精密加工技术与本地的材料工艺融合,最终让蘑菇云在西部荒漠腾空而起。这些科研工作者中,有来自清华、北大的高材生,有上海、沈阳的技术骨干,他们告别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大山里一待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的子女在厂区的子弟学校里长大,从小听着天南海北的方言,吃着融合了各地风味的“三线食堂”饭菜,在集体主义精神与地域文化的碰撞中,构建起独特的身份认同。
三线建设带来的不仅是工业的崛起,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交融。在德阳,东方汽轮机厂的上海工程师教当地人制作生煎包,而本地厨师则让他们爱上了麻辣鲜香的火锅;在贵州遵义的航天工业基地,东北籍工人带来的二人转与当地傩戏相遇,催生出带有幽默方言的新表演形式。这种文化融合甚至体现在建筑上:厂区的苏式红砖楼与川渝吊脚楼比邻而居,楼前的花园里既有江南园林的太湖石,也种着本地的黄桷兰。三线建设者们还将严谨的工业文化与巴蜀悠闲的生活态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氛围——白天在车间里争分夺秒搞生产,下班后围坐在茶馆里摆龙门阵、搓麻将,刚硬的工业气息与柔软的生活情调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线建设企业逐渐从封闭的厂区走向开放,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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