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地说:“自谋生路也就罢了,可在人家看来我们是北疆人,不是上海人!走在马路上,要是让人家知道你是北疆回来的,看你的眼神,跟看从劳改里放出来的人一模一样。”
韩渝低声问:“瞧不起?”
“嗯,人家知道你是从北疆回来的,总是有种贬视。可我们去的时候很光荣,都是戴着大红花去的。现在倒好,像是劳改回来的。”
“在启东没人看不起你。”
“也有人看不起,把我当盲流。”
“怎么可能,再说你现在的生意做得蛮好。”
“现在还行,刚回上海时才难,为回上海把北疆那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那点钱很快花完了,只能找了辆黄鱼车,晚上去码头接客。从十六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啊,就赚两块钱。”
黄江生深吸口气,接着道:“大冬天骑黄鱼车都骑得一身臭汗,把人家送到地方,汗水还在衣裳里头,那个冷简直没法儿说。
半夜三更,还有公安和联防队查,拦住问黄鱼车哪里来的,证照齐不齐,然后就把车子收走。”
韩渝没想到他吃过这么多苦,禁不住问:“后来呢。”
“只能想其它办法,胆大的摆康乐球盘,只要有人玩,摆两个康乐球盘,一天一夜就能赚一百块。这什么概念,人家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我没本钱,胆也小,只能去卖水果。
一起回来的兄弟有的卖螺丝、卖布,做油墩子,做萝葡丝饼。后来卖水果的多了,就摆地摊,卖内衣内裤。早上五点钟在中山路小菜场摆摊,一起摆摊的都是知青。
有江西回来的,有从南云回来的,像我这样从北疆回来的最多。六七个人摆摊,起码有两三个人是北疆回来的。同病相怜,相互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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