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深入调整

击朝廷标榜‘满汉一体’，实则‘行民族压迫之事实’，现在可大声斥之为污蔑。为何？满汉各民臣民权利各自相等。爵位、官职亦有同样法度调整，满人逐步废除八旗制度。无国家豢养之先天优势，如此再言民族压迫，岂非睁眼瞎话。”皇帝最后断言，“今后在帝国，各大民族之区别只有服饰、文字、礼法、习俗之不同，无政治权利与法律人格之分野，天下各族协和，俱为我帝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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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后而安百年社稷，朕如何不为？朕意已决，诸卿毋庸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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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后从传统的高度上升上巩固江山社稷的高度之后，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对意见已经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了——否则就是对皇帝安定社稷、巩固大局不满，定一个“心怀怨望”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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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亲贵虽然心中也有不平，但以载沣、载涛、善耆、伟等主要大佬赞同为突破口，剩余的虾米也掀不起风浪来，当然，这当中醇亲王福晋瓜尔佳氏因为颇有先见之明，早与后关系密切，倒是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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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四年，在巩固了朝廷大计与亲贵事务之后，皇帝将改革的主要阵地转向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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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以来，因为仰仗地方镇压太平军之乱，中枢对地方政权之掌控已渐露失控之状，及至庚子国变时江南诸省出台“东南互保”协定之后，朝廷之权威已落到堕无可堕的地步。新政以来，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地陆续辞世，朝廷终于能腾出手来加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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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各省军权收归国防部、各省议局建立之后，朝廷以地方议会制衡地方政权，以中央统辖破除地方拥兵自重危险之后，中枢与地方关系开始逐步逆转，朝廷开始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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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四年五月初五，以直隶地方政权改革为标志，揭开了各省的相应政治架构改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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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之名依然不变，但仅为本省民政最高长官，不负军事责任；原有布政使、按察使改为本省民政次官，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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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民政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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