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母亲的陶碗经济学

郭静第一次翻开母亲的陶艺笔记，是在十八岁生日那天。梅雨季的潮湿渗进阁楼木板缝，把那本用蓝布包裹的笔记本泡得发胀，纸页边缘蜷曲如老陶碗的豁口。她蹲在落满蛛网的楼梯间，指尖刚触到封皮上“李桂兰”三个字，就有细小的泥粉簌簌掉落——那是母亲年轻时的名字，如今只在市集摊位的吆喝声里，被唤作“老郭家的”。

笔记的第一页用铅笔写着“粗陶碗成本核算”，字迹娟秀得不像终日与泥料打交道的手。郭静凑近窗缝透进的微光，看见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线头标注数据：土黄色棉线勾出“黏土0.5斤/碗”，靛蓝丝线缀着“釉料钱0.12元”，最后用红毛线在页脚打了个死结，写着“售价需≥1.2元”。那是1987年的物价，一碗阳春面才卖两毛五。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楼梯口传来，木屐底蹭过青石板的声响让郭静想起窑炉里陶坯开裂前的微颤。她慌忙把笔记本塞进床底旧木箱，却在盖上箱盖前瞥见最后一行字：“若想做星子碗，需偷藏三分金砂——但生计要紧，此页撕毁。”

母亲的陶碗永远有统一的口径和厚度。郭静小时候总蹲在拉坯机旁，看母亲的手掌像圆规般旋转，泥坯在她掌心隆起的老茧下渐渐成形。“碗底要厚三分，盛热汤才不会烫手。”母亲说着，用竹刀在碗底刻下三道浅痕，“这是给张屠户家定做的，他婆娘要坐月子，得用结实碗。”

市集上的陶碗摊位是母亲的战场。她总把郭静打扮成招财童子，坐在堆成小山的粗陶碗后，自己则举着豁口碗演示：“看这胎质，敲起来当当响！”有次隔壁摊位的瓷器贩子笑她碗底厚得能砸核桃，母亲抄起一只碗就往石板上磕，釉面迸裂的纹路竟像极了冬日窗上的冰花。“厚？”她把碎碗片塞到那人手里，“你家婆娘喝鸡汤时，是要碗底先烫穿还是咋地？”

郭静十二岁那年，母亲接了笔急单——给镇上酒厂做两百个酒坛。连续半个月，窑炉昼夜不熄，母亲的手被陶土磨出一层又一层硬茧。某个深夜，郭静被咳嗽声惊醒，看见母亲正借着月光检查酒坛，每只都要倒扣在石板上敲三下，“当当当”的声响里，她听见母亲用方言念叨：“一响二闷三裂纹，这只可惜了。”

那只“可惜了”的酒坛被母亲藏在柴房角落。郭静偷偷去看，发现坛口有道极细的冰裂纹，像新月落在釉面。她用指尖描着纹路，忽然明白母亲为何总在深夜对着窑炉叹气——那些被她亲手判了“死刑”的次品，裂纹里藏着月光的形状。

“学捏碗先学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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