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法国丝绸与印度茶叶

其美学影响仍存续于今日高级时装领域。

至于印度茶叶，18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垄断全球茶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口岸大量进口中国茶，导致白银外流。为打破依赖，英国开始在殖民地印度试种茶树。

1823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野生茶树，后由植物学家确认其与中国茶树同属（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1839年，阿萨姆公司成立，开始规模化种植。英国殖民政府通过《荒地法案》（1854年）强征土地，建立大型茶园；招募印度贫困农民和契约劳工（如孟加拉、比哈尔的“茶园苦力”），形成强制劳动体系。

英国在印度引入中国茶工传授制茶技术（如小种红茶工艺），后结合机械化生产（揉捻机、烘干机），提升效率。1851年，印度首个蒸汽动力茶厂在阿萨姆建成。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印度茶叶经红海—地中海航线直达欧洲，运输时间比中国茶缩短一半，成本降低30%。英国通过“帝国茶叶”宣传，将印度茶塑造为“更浓郁、更适合加糖牛奶”的饮品（如阿萨姆红茶、大吉岭茶），迎合欧洲消费者口味。1870年代后，立顿（Lipton）等品牌通过广告和连锁店，推动印度茶进入大众市场。

印度茶园采用标准化种植与机械化加工，单产是中国传统小农模式的3-5倍，成本仅为中国茶的1/2。中国茶依赖分散农户，品质参差不齐，掺假问题严重（如添加滑石粉、染色），国际声誉受损。英国对中国茶征收高额关税（如1890年提高至50%），而对印度茶实行零关税，挤压中国茶在英联邦市场的份额。

1870年代，印度茶占英国消费量的10%；到1900年，这一比例升至90%，中国茶几乎被完全取代。印度茶通过英国殖民网络，倾销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中国（如上海租界的“立顿红茶”）。美国市场也转向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茶，中国茶出口量从1870年的1.4亿磅暴跌至1900年的不足2000万磅。

清政府缺乏对茶业的现代化支持，技术停留在手工炒制阶段，无法应对印度机械化生产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摧毁江南茶区，加剧产业衰退。中国茶商依赖外国洋行贷款，利润被中间商攫取；缺乏蒸汽船和铁路，运输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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