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年没打仗,该多好。”
改变是从一场暴雨开始的。那天我们在广岛参加和平纪念活动,突降大雨,展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冒雨加固支架,雨水顺着头盔流进脖子里,冻得人直哆嗦。有个戴眼镜的中国男生,一边用绳子捆竹竿,一边骂:“当年你们炸得广岛稀巴烂,现在倒好,还得我们来帮你们挡雨。”
他的同伴赶紧拉他,可他挣开了,红着眼瞪我:“怎么?我说错了?你们爷爷杀了我们爷爷,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下,刚想反驳,却看到田中举着块塑料布跑过来,盖在我们头顶,笑着说:“别吵架,雨里说话容易着凉。来,我请你们喝热咖啡。”
咖啡馆里,男生还在赌气,可当田中拿出他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的中国婴儿的照片时,男生的嘴慢慢闭紧了。照片上的婴儿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去年还来日本看望过田中的父亲。
“我知道,战争的伤疤没那么容易好。”田中给男生的杯子里加了块方糖,“但我们能做的,是别让新的伤疤再长出来。你爷爷恨日本人,我爷爷也恨战争,这不矛盾。”
男生没说话,只是一口喝干了咖啡,咖啡渍在嘴角留下圈褐色的印子,像个没擦干净的泪痕。
秋末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要去北海道的一个小镇,帮那里的中国人社区修缮被台风损坏的仓库。那个社区是1950年代留下来的华侨建立的,里面住着三十多户人家,大多是做渔业生意的。
仓库的屋顶塌了一半,我们带着工具爬上脚手架时,一个梳着发髻的老奶奶端来热茶,用生硬的日语说:“佐藤君,慢点干活,别摔着。”她的丈夫是当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后来死在了矿难里,她却没走,守着丈夫的骨灰,在小镇开了家杂货铺,卖给日本人,也卖给中国人。
“我不恨现在的日本人,”她给我们递毛巾时说,“恨有什么用?能把他恨回来吗?还不如多做点事,让活着的人好好过。”
那天傍晚,我坐在仓库的屋檐下,看着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远处的码头上,中国的渔船和日本的渔船并排泊着,渔民们互相递着烟,笑着比划着什么。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我摸了摸头上的黑色头盔,“中和派”三个字被夕阳照得发亮。
突然就想通了。爷爷恨的是侵略者,不是所有日本人;王大爷记得的那个逃兵,用半个窝头证明了人性的复杂;山崎奶奶的丈夫救过人,田中的父亲救过人,现在的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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