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和平与我其二

只是弯腰捡起易拉罐，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她是山崎奶奶，”眼镜男低声说，“她丈夫是二战时的军医，在中国救过不少人，后来死在常德会战里。她总说，得替丈夫给中国人道个歉。”

我愣住了。爷爷的故事里，日本兵都是青面獠牙的，可山崎奶奶佝偻的背影，在阳光下看着竟有些单薄。

游行结束后，眼镜男——他叫田中，非要拉我去事务局帮忙整理资料。那是间旧公寓改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老照片，有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和穿和服的日本人握手，有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放风筝，最显眼的是张黑白照，一群戴红领巾的中国孩子围着个日本老爷爷，老爷爷手里举着块黑板，上面写着“和平”两个字。

“这是1965年，我们组织的日中少年交流团。”田中指着照片，眼里闪着光，“那个老爷爷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年轻时参与过战争，后来一辈子都在赎罪。”

“赎罪？”我冷笑，“他们欠的血债，十条命都还不清。”

田中的笑容僵住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倒出一堆泛黄的信件。“这是健司你去年去上海时，当地居民写给你的。”他挑出一封递给我，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信纸边缘都磨破了。

“佐藤先生：谢谢你帮我们修好了小学的屋顶。我爸爸说，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就像你和你带来的志愿者。我长大想当翻译，去日本告诉你的孩子，中国有很多漂亮的地方……”落款是“小明，10岁”。

我的手指抚过“好人”两个字，突然想起爷爷的葬礼上，邻居王大爷说过，当年有个日本逃兵，曾偷偷给过饿肚子的爷爷半个窝头，后来被宪兵队打死在山坳里。那时我只骂王大爷糊涂，现在看着信纸上稚嫩的笔迹，喉咙突然发紧。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提线木偶，跟着田中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去养老院看望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听他们哭着说“对不起”；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南京大屠杀，展示从中国带回来的照片；去港口迎接中国的交流团，帮他们扛行李，听他们说“谢谢”。

有次在大阪的街头，我们摆了个展板，展示日军侵华的罪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站在展板前哭了，她说她爷爷是关东军，她从来不知道爷爷做过那些事。“我该怎么办？”她抬头问我，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我能为中国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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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她，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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