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后语,时间地点人物混乱不堪,要么就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头垂得更低,肩膀抖得更厉害,仿佛被那些“痛苦”的回忆攫住,无法挣脱,只能发出压抑的、如同小动物受伤般的呜咽。这种刻意的混乱和回避,恰恰是孙莉指导的“精髓”——避免留下可以被轻易拆穿的具体谎言,用模糊的痛苦情绪掩盖事实的缺失。
孙莉作为代理人,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像一个最贴心的守护者。她眼神中充满了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担忧。每当杨雪陷入“痛苦”的沉默或混乱时,孙莉便适时地、以一种极其专业且带着惋惜的口吻,“补充”说明杨雪在一审庭审时如何“情绪崩溃”、“无法自持”,强调杨雪长期处于精神高压和虐待下,身心俱疲,已经难以清晰回忆具体细节。她郑重其事地再次提交了那份精心伪造的心理诊所“重度抑郁症伴随焦虑障碍”的“诊断证明”,作为杨雪目前精神状态的“权威佐证”。在专家记录的空档,孙莉还会看似无意地、用极其忧虑的语气低声对助手(或专家本人)提及:“唉,最让人担心的是她现在的状态,情绪极其不稳定,有时会流露出…那种非常消极的念头…我们日夜都有人陪着,就怕…” 她没有明说“自杀”二字,但这种强烈的暗示,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足以在专家心中荡起涟漪,为杨雪的“病情”增添一层更深的、更危险的阴影。
整个鉴定过程,就是一场精心编排、丝丝入扣的苦情戏。杨雪将“长期精神虐待受害者”的“柔弱”、“惊惧”、“抑郁”和“精神恍惚”演绎得入木三分。她知道,只要能在这份权威的司法鉴定报告上留下诸如“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发作”、“显着焦虑状态”甚至带有暗示性的“边缘性人格倾向”等字眼,她就能为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披上一层看似牢不可破的“科学”金钟罩。这不仅能为孙莉后续的拖延战术、反驳陈默提供的任何反证提供有力武器,更能极大地博取法官的同情分,将陈默彻底钉死在“精神施虐者”的耻辱柱上。
而这一切,对于远在仓库挥汗如雨、或在陋室照顾病母稚女的陈默来说,则是另一种钝刀割肉般的煎熬。他无权踏足那个鉴定室,无权目睹那场针对他的、由谎言堆砌的“精神审判”。他只能被动地、焦灼地等待一个结果——一个可能被恶意操纵、充满偏见、足以将他推向更深渊的结果。每当工作的间隙,或是夜深人静时,想到杨雪此刻正披着“受害者”的假面,用如此卑劣无耻的手段在专家面前演戏,用精心伪装的泪水换取“科学”的背书,而他,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却要为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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