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轻重之分,在每一层官员看来既是相同的也有所不同。
县州府之中,相同看法在于,事之大者,在国朝,在乡绅,在学子,在农耕。
不同在于,县中看此四事,以农耕为重,乡绅次之,国朝之政令再次之,学子最末。
简单来说,就是一年税能收齐最重要,乡绅得安抚好,不能捣乱,至于劝农诗发展水利修路这等国朝之令上的事有闲工夫再说,而那些顶头只有秀才的县里生员,随便打发走了账,少拿破事烦县里。
而州城之中,则以乡绅为重,国朝之政令次之,学子再次之,农耕最末。
一州管辖数县,十数县,百十乡镇,又立高大城郭,州中立足之乡绅,乃真正高门大族,本身就是由举人,进士以及家传族学为根基,凝聚成的庞然大物,州府日子想好过,先看乡绅们的意见,他们意见统一了,朝堂上下来的政令才能通常进行,散碎学子们,若没有家族势力,则生不出太多乱子,至于农税,县里总能搞定这些事情,不必操心。
你看,逻辑顺序不同,两者之间办事的方向也就截然不同。
而黄贵对此可是门清,想要整治张濂这个脏官,杀是不成的,因为他后面也有利益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能明着去抽一些高官的脸。
你想办一件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你得付出代价,商量着来。
而且,这之中另一层玄妙的地方在于,正儿八经,朝廷命官,当朝首辅亲儿子杨慎就在这儿摆着。
一旦杨慎出面听堂,那么县丞张濂,不是罪过,也成了罪过。
毕竟,就没见到哪个清流官,要去做浊流官该为之事。
到时候再投七八条诉状,去直指张濂本身罪责,不说别的,一个罢职还乡就跑不了他的!
可张濂呢?张濂又岂是那等坐吃等死的人?
黄贵的为人他太熟悉了,黄贵的手段,他也太过熟悉。
他深知黄贵乃是一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
他亦深知,黄贵乃是一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
所以,当确认撕破脸皮的那一刻起,他所准备的手段就渐次激烈,依次连环而发。
黄贵愤怒的发现,张濂一纸盖了官印文凭的查封文书直接发了出来。
几十个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差役,带着贴条,把所有与黄家有关的产业全都查了个底朝天。
粮店,布商,画馆,书店,笔墨行,当铺,青楼,牙行,盐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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