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说自己死过,但你也不能再活成“净空”。
我用了六天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死亡编号”变成了“程安南”。这个名字来自马舌临终前递给我的一张旧工牌,编号栏处已经模糊,唯有“南”字清晰。他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能活着出去。”
我记住了他的疯话,开始照做。
林瑶联系了她在南境底层认识的一家灰工外包公司——“东塘后勤清运”,注册地在一个被废弃的冷库厂房后街。老板姓包,不见人影,全靠一个戴金链子的二狗子管理人事。他用扫了一眼我伪造的身份卡,连验证都没有,便挥手说:“明天六点,厂东门集合,随车跑一线清运。人车一起走,走不动就滚。”
我点头。他满意我不多嘴,反倒笑起来:“说了你也不懂,灰工最讲规矩——不问,不看,不留名。”
我明白这不是训话,是底层规矩的通牒。你要活,就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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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师,把他带上吧。”
第二天清晨,我坐上了城市边缘第六清运组的尾车,驾驶员是个五十多岁、满脸风霜的老工——詹长波。大家都叫他詹师,开车稳,话少,头发花白,眼神却透着一股不死心的倔劲。
“上车前,先背清运规程第三条。”他坐在驾驶位,冷冷朝我道。
我一愣。
“不会背?那你不配上车。”他不紧不慢地按下仪表开关,“赶紧回去吧。”
我看向副驾的胖子,他耸耸肩,扯出一句:“规程第三条,‘不得记录、不准讨论、不对外传’,自己去背。”
我低头默念,几分钟后抬头:“记住了。”
“背。”詹师的声音像刀。
我一字不差地复述。他这才开门,车身震颤着启动,驶向南境城中村的废料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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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工的世界比编号还灰。
我们清理的不是市政垃圾,而是“非法转包工业废料”:电焊渣、油漆桶、切割胶、化工皮。没有防护服,也没有滤毒面罩,一切靠鼻子、靠命。
“你把自己当死人,就不怕毒。”詹师说。
午休时我问:“你干这行多久了?”
他咬着牙缝说:“干一天多活一天。有人活着,是为了数人头;有人活着,是为了看谁没被数进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上了名单,有人一辈子都上不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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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在南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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