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己经营、自己承担风险。
第二种意见来自吴敬琏课题组,他们觉得,要搞活经济,最关键的是先改价格。因为价格能告诉企业什么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
以前的情况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计划说了算,结果原材料太便宜,日用品又卖得太贵,市场没有活力。
吴敬琏团队认为,应该先放开价格,让市场自己定价,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
第三种意见来自以刘国光为首的社科院课题组,主张两条主线论,他们觉得,企业改革解决的是“谁来干”的问题,价格改革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光改企业不行,光改价格也不够,得两边一起改才行。
刘国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打了个比方:“企业改革是给车换个好发动机,让车更有劲;价格改革是把坑坑洼洼的路修平,让车跑得更顺。你说光有发动机,路不好,车照样跑不快;反过来,路修得再好,车没劲儿也白搭。所以必须两件事一起抓。”
华国的改革没有死板地照搬任何一个方案。专家们的建议都被吸收进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进行了尝试。改革最终走的是一条合力线。
在深圳、广东这些沿海地区,股份制搞得红红火火,冒出来不少敢想敢干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80年代中期搞起了“双轨制”,部分商品价格先放开试试水。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也被搬到企业改革中,虽然后来发现这招对企业不太灵。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还久久不愿离去,或互相交换刚才记录的笔记,或热烈讨论讲座内容,争论华国的经济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裴瑜身边的同学们不经意就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
有位经济系的男生力挺北大课题组的观点:“你们听我说,北大课题组的股份制方案才是硬道理。企业要是没活力,经济怎么搞得活?
你们想想,美国那些大公司,哪家不是靠股东制度搞起来的?把企业产权明晰化,工人有干劲,厂长有压力,市场自然就活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股份制就是这么个适应。”
另一位来自哲学系的女生却更认同吴敬琏的思路:“你这也太绝对了吧?股份制听起来好,可没土壤怎么行?吴敬琏老师说得清楚,价格改革才是当务之急。价格不放开,市场信号扭曲,企业再怎么改也是瞎折腾。
你看之前,价格都是国家定死的,供需根本对不上。凯恩斯不是说了吗?市场失灵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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