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藏玉：神农识参记》下卷

可入药，视病之燥润择用。”

山东《河间府志》载，当地药农遵循“春种秋收”之法：清明后（土气升发）播种，幼苗期需遮阴防燥（仿流沙背阴之境），秋分后（金气最盛）采挖，“以竹刀刮皮，曝于日下，夜露于庭，三曝三露，至根心透白”。每遇“庚子年”（大运属金，司天为阳明燥金），沙参产量高、品质佳，药农谓之“应天之气而盛”，暗合五运六气之理。

南宋绍兴年间，临安（今杭州）瘟疫流行，患者多表现为高热后干咳、痰中带血、口渴引饮（温病后期，邪热伤津）。名医陈言以“南沙参配玄参、丹皮”组方，清热凉血与滋阴润燥并举，活人无数。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记：“温病后期，余邪未净，肺阴已伤，非沙参不能救其燥，非玄参不能清其热，二药相须，如金得水润，火自平息。”

第七回 金元医家拓新境 七情配伍显精微

金元四大家崛起，对沙参的应用更趋精深。李东垣倡“脾胃为后天之本”，认为“肺燥多由脾虚不能生津上输”，故用沙参时常配伍白术、山药（健脾益气），使“土能生金”，润燥而不伤脾。其弟子罗天益曾治一老妇，久咳不止，伴食少腹胀，用南沙参三钱、白术五钱、炙甘草二钱，服十剂后，咳减食增，叹曰：“沙参得白术，如泉得源，润而不滞，此‘相使’之妙也。”

朱丹溪专擅滋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将北沙参用于阴虚火旺之证。有富家子纵欲过度，出现干咳、盗汗、遗精（肺肾阴虚），丹溪处以北沙参、知母、黄柏（滋阴降火），并嘱“忌辛辣、远房帏”。月余后，诸症皆消。其《格致余论》记：“沙参补肺阴，知母清肾火，金水相滋，则虚火自降，此非独治肺，乃肺肾同治也。”

明代李时珍遍历山川，在《本草纲目》中补全沙参图谱，详记南北沙参形态差异：“北沙参根如笔管，色白，味甘苦；南沙参根如胡萝卜，色黄，味甘淡。”并收录民间验方：“治小儿口疮（心脾积热，上熏于口），取鲜沙参捣汁，调蜂蜜涂之，三日即愈。”——此用法源于“肺开窍于鼻，喉为肺之门户”，借沙参清肺热而润黏膜，体现“上病下取”的巧思。

清代《本草从新》作者吴仪洛，结合临床经验，强调沙参“反藜芦”（七情中的“相反”）：“沙参甘凉补阴，藜芦苦寒催吐，二者相背，同用则伤肺气，切记避之。”这一警示，源于民间医案：有庸医误将沙参与藜芦同用，导致患者呕吐不止，气阴大伤，后经“人参、麦冬”救补方得愈，此为“相反”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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