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错误,德军仍有希望取得苏德战争的胜利。
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到了新疆盛世才,从苏德战争开始,盛世才就敏锐察觉到苏联的虚弱,开始谋划政治转向。他先是在1942年3月制造“盛世骐被杀案”,将其弟弟之死嫁祸于苏联和中共,随后大规模逮捕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好在延安总部在41年就及早撤离了大部分同志,损失并不大。1942年10月苏联形势危急时,盛世才决定投向国府,正式宣布与苏联决裂,要求苏联撤出所有军事和技术人员,并收回独山子油矿、迪化飞机制造厂等权益。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标志着新疆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国府任命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收回新疆外交权,并在哈密、伊犁等地部署中央军,彻底取代苏联的军事存在。苏联处于与德激战之中无暇顾及,被迫从新疆撤出势力。国府通过控制新疆,巩固了西北边疆,同时切断了我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
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引起了国府的忌惮,国府又一次开始想方设法限制。3月,国府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旨在批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强调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变相割据。
这本书出版的头几个月,延安总部并未马上组织反击。5月份后共产国际传来即将解散的消息,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延安总部是持赞同的态度,意味着我党将更有自主性,我党可以完全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证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从莫斯科遥控指挥,多数指示都成了瞎指挥,不少国家共产党感到难以接受。
国府抓住这次机会宣扬我党失去外援,要求我党解散组织、放弃边区割据。延安总部也不示弱,组织力量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提醒人民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警觉性,同时促进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延安总部认为《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言论是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
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了论战,双方唇枪舌剑,陕甘宁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府将领胡宗南在国府的授意下,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准备突袭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员熊向晖成功获取并传递了国民党企图"闪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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