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多,发掘跟资料整理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没有时间限制,而且越早弄出来越好。
发掘报告编写,是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跟资料整理同步进行,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工作。
然而,考古发掘跟发掘报告是没法同步进行的,实际条件不允许。
之前在苏亦参与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杨式挺做好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队,根本就有条件。
那么发掘报告,为啥要搞器物排队,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说的直白点,就是历史的选择。
苏秉琦的类型学,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派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更加获得社会各界的接受,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半会儿也论述不清楚,暂且不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古报告晦涩难懂,很正常,就算是学历史的,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不知考古遗存如何保存下来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遗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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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
在编写小组中,他更多起到一个辅佐作用,不是决定性岗位。
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是一个大项目。
文章的发表,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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