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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 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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