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纪念堂就是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筑的。
可以说,老先生的研究方向,完全是苏亦陌生的领域,又是他好奇的领域,涉及到生物医学的鉴定考古,已经是科技考古的范畴了。
不过他的撰写的文章却不是什么医学考古,而是《蒸熏器》,跟王世襄先生一样,都是属于医疗文物的研究范畴。
也不是看到这篇文章,苏亦还真不知道蒸熏器有那么多讲究。
果然,任何一个器物类型,都蕴含着大学问,难怪前世读研的时候,会有老师说文物学就是一个巨坑,跳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浩瀚如烟,深不可测。
当然也不全都是研究单一器物的,比如杜乃松先生的《谈铜器定名中的一些问题》,就是以铜器命名为研究方向。
苏亦跟杜乃松先生很亲近,因为对方是他的直系学长,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协助唐兰先生作研究工作。
苏亦刚来故宫实习的,就是俞伟朝先生亲自杜先生介绍跟他认识的。
然而,就在苏亦在故宫忙着跟老学长谈论文章的修改进度的时候,突然就传来一个巨大的噩耗。
唐兰先生病危。
需要他们赶往医院,探望先生。
瞬间,苏亦都有些恍惚。
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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