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发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着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愈发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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