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圣彼得堡的秋雨像无数细小的冰针,刺穿黑暗,敲打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肤。刑侦队长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站在医院那老旧的电梯门前,呼出的白雾在警用手电筒的光柱中翻腾,仿佛有生命般扭曲着。电梯的液晶屏显示着楼层数字,但那“B2”标识正被暗红色的液体缓缓侵蚀,液体沿着标识往下流淌,在金属门上勾勒出一个倒置的十字,仿佛某种古老的诅咒。
在那片被雪覆盖的圣彼得堡,叶戈尔·科尔尼洛夫警探正站在医院陈旧电梯前。他透过防毒面具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低语:“录像机,准备好。”他的手虽颤抖着,但眼神中透露出的决心却如钢铁般坚硬。
电梯门缓缓打开,发出一种像是生锈铰链呻吟的声音,伴随着这声音的是那种指甲刮过黑板般的刺耳声,让人心惊肉跳。随着电梯门的完全开启,众人听到了一声低沉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是焦糖色的手提包正在“呼吸”。
法医安娜斯塔西娅站在叶戈尔身旁,她戴着沾满黏液的乳胶手套。当她小心翼翼地解开手提包的扣子时,里面54块人皮缝制的皮带突然像活蛇一样扭动起来。最内侧的人皮上烙印着一个名字:“卡佳·伊万诺娃”,正是三天前涅夫斯基站集体自杀事件中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不是现代工艺。”安娜斯塔西娅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她的解剖刀在人皮接缝处微微颤动,“这些缝合线……是马鬃,用冻僵的手指一针针缝的。至少需要零下四十度的环境才能做到……”然而,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手提包深处传来了一种更加恐怖的声音——孩童们的嬉笑,54种不同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冰冷无情,宛如乌拉尔山脉的风啸。
回到监控室,叶戈尔面对已经结冰的咖啡,反复回放着医院电梯的监控录像。时间定格在凌晨1:54分,空无一人的电梯自动降落到停尸层,金属厢体渗出血珠。当那个诡异的手提包出现在屏幕上时,所有屏幕突然切换成了1947年古拉格纪录片的画面:囚犯们在西伯利亚雪原上用冻僵的手指剥下死者的皮肤。
紧急通报打破了沉默,瓦列里警员冲进房间,眼中充满恐惧。“第88中学天台……三十七个学生排成三列,说是要打破涅夫斯基站的记录……”
叶戈尔的心脏猛地收缩,他抓起配枪冲向警车。窗外,桦树林如同被无形巨手按压的脊椎突然倒伏。车载电台调频至早已停播的苏联时代频道,嘶哑的女声用科米语唱着献祭歌谣,挡风玻璃上浮现出人皮手提包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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