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等关入大牢,门窗外加钉栅栏,严禁亲属等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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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外还贴出告示,上写:不日抓到叛党若干,起获军火武器无数,云云。其实柳先生等充其量就是几个手无寸铁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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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的组织者情急之中,想起民间流传的“官怕洋人”的格言,星夜赶往上海城里,请美国大牧师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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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牧师请一位精通中国官场一套的美国大律师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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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律师起先磨磨唧唧,后来拿到了柳先生家乡杨老板给的几百两银子,这才面授一技,原来就是中国人常用的“熬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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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牧师第二天一早就赶的县衙。知县一看来了洋人,不敢怠慢,马上接待。但一听说是要求放了柳先生等一干人,知县就支支吾吾起来。美国大牧师态度坚决,拖到中午,知县的大烟瘾发作,支持不住;又怕得罪洋人,弄成教案,自己不好收拾局面,只得被迫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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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牧师随即带着柳先生他们一行,穿过围观的人群,到了岸边上船,顺风扬帆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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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载着柳先生他们的船帆,消失在观看的民众的视线的时刻,清廷上级衙门的快马赶到了,送来了朝廷“斩立决”的上谕。吸足了鸦片的县令捶胸顿足,懊悔失去了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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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次谈到此事,柳先生都要下意识地摸摸后颈,就差半个时辰啊,他的头颅就会感受到清廷侩子手大刀的寒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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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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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随即到日本避难,在日本他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加入了同盟会,也深深知道了革命要成功,靠单枪匹马逞英雄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只有组织起最大多数的民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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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期间,柳先生除了参加革命活动,还挤出所有的空余时间,去学校、去图书馆,去努力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的知识,特别是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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