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我携妻子重返夏威夷,这一次是去参加珍珠港——阿瑞佐纳纪念碑的纪念仪式。我顺便去看望了陈在莫诺阿公墓的墓地,他的墓前已经长满了杂草,我默默地将杂草除净,又在墓碑前摆了一个花环,就算是一种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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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也死在俄阿岵,只不过她葬在长岛。在一九三七年她嫁给了一名律师,后来,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世事难料,她的丈夫正巧被派驻在珍珠港,于是,伊莎贝尔又回到了火奴鲁鲁。她有时候会给我写信,聊聊她的生活。故地重游之后,她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信的口气热烈得有些可笑。她在信中说,她带着丈夫去了“我们的海滩”不过,对于它的历史,她半点也没透露给她的丈夫。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可到我手里的时候,已是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之后了。伊莎贝尔是众多的平民牺牲者之一,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她三岁的小儿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个小男孩中间的名字是“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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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儿子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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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迈西一案之后,达伦再没接过什么大案子。在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里,我帮他处理了一件小案子。不过,他始终没有能够实现那个重返“全日制工作”的梦里。迈西一案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使得露比插手干预他的工作。结果呢,他就和露比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主持着一个律师评审会,负责律师资格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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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就在海德公园附近,我有时候也会和他谈上几句。达伦一直鼓励我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由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下定决心离开了警察局。也是在那年,我开办了a—i侦探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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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大律师在他已出版的自传后面又加上了一章,内容自然是迈西一案的所谓“内幕”在他写好之后,曾拿给我看过,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他所写的内容似乎和真相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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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脾气地告诉我,他仍然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考虑到不能让当事人的形象显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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