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穷经” 的精神,正是 “好学” 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诠释。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对学生说:“读书先识字,识字先识音。一字不识,何以读书?”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弄清一个古字的读音和含义,常常查阅数十种文献,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即使在失明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是通过听书、口述等方式继续研究,他的这种精神,让无数后学深受感动。
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写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读为业。虽无名师,然每得一书,必父子相传,昼夜诵读。” 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证明孔子所说的 “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据他的后人回忆,“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和士成的好学,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代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他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他 “遍读唐诗宋词,学习其格律意境”;为了描写贵族生活,他 “走访故老,了解旧时礼仪习俗”。在《红楼梦》的手稿中,有许多修改的痕迹,有的诗词改了几十遍,有的情节调整了多次,可见他对创作的精益求精。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写道:“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这种将学问融入创作的精神,让《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四、市井中的智慧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名为 “汲古阁” 的书铺,掌柜的是位名叫张松年的普通商人。他虽未考取功名,却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学者戴震曾在日记中记载:“松年虽市井人,然于古籍版本之辨,远胜许多儒生。每与论学,必出新见,皆由平日留心钻研所致。” 这种在市井中孕育的学问,让 “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有了更鲜活的注脚。张松年的书铺里,不仅卖书,还常常聚集着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在这里交流学问,讨论问题。张松年虽然是商人,却从不唯利是图,遇到家境贫寒的学子,他常常免费赠书。他说:“书的价值不在于卖出多少钱,而在于被多少人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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