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过。他们在寺中的读书生活,被后人记录在《开元寺读书图》中,图中十几位学子围坐在一起,有的低头看书,有的争论不休,有的则在向僧人请教,一派浓厚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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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王祯是着名的农学家,他编写的《农书》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之作。为了完成这部着作,他 “遍历田野,与农夫野老相谈,记录其耕作之法”。在《农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吾少时不知农,见农夫劳作,以为甚易。及长,学农书,方知其中有大学问。” 他还在书中绘制了各种农具的图谱,并详细注明了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技巧,这些都是他向老农们虚心学习的成果。王祯的好学,不仅在于读书,更在于向实践学习,向生活学习,这种 “知行合一” 的学习态度,让他的学问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逆境中的坚守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囚禁在大都的土牢中。在《正气歌》的序言里,他写道:“当此之时,此心光明,何复他求?惟日诵《论语》,以求圣贤之学。” 狱卒曾问他:“国已破,家已亡,尚学何为?” 他答道:“学乃吾命,命可夺,学不可夺。” 这种在绝境中对学问的坚守,正是对孔子 “好学” 精神的极致践行。文天祥在狱中还写下了《指南录后序》,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抗元经历和求学心得,其中有一段写道:“在患难中,更知学问之可贵。每读一句书,便觉有一股正气充盈于胸。” 他的好学,已经超越了知识的层面,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修炼。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始终带着书箧上路。他在《与友人书》中描述自己的求学经历:“马背为纸,枯枝为笔,遇有心得,即书于衣袂。” 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这种 “苟日新,日日新” 的治学态度,让他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时,曾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当地百姓回忆,他 “每日天未明即起,登山观日出,归则读书至深夜。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会徒步数十里去向当地的老者请教”。他的好学,不仅在于勤奋,更在于严谨。
近代学者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仍坚持着述。他的助手回忆:“先生虽目盲,然记忆惊人,每论一事,必引经据典,核对无误而后已。” 在《柳如是别传》的撰写过程中,他为了考证一个细节,让助手诵读相关典籍达数十遍,这种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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