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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像一个虚幻的肥皂泡。第一次说时,老三媳妇还抱着一丝渺茫的期待。她每天给母亲擦脸时,会低声说:“妈,再等等,姐复查完就来了。”老太太浑浊的眼睛毫无反应。
第二次电话催促,大姐的声音里添了几分不耐烦和不易察觉的推诿:“快了快了,这不复查结果有点小波动嘛,医生让再观察两天。你放心,妈那儿有你照顾着,我一百个放心!等我一好利索,马上到!”
“过几天”变成了“等复查”,又变成了“医生说要静养”。电话那头信誓旦旦的保证,在老三媳妇听来,渐渐只剩下空洞的回响。二十里地,汽车不过一脚油门的距离,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每一次通话结束,老三媳妇握着发烫的手机,看着病床上无知无觉的母亲,心就往下沉一分。病房窗外的天色,也随着她心底的希望,一日日灰暗下去。
年关将近,县城里零星响起了鞭炮声,喜庆的红色映着病房惨白的墙,显得格外刺眼。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气息微弱得如同游丝。除夕夜,医院里异常冷清。老三媳妇和丈夫守在床边,窗外是别人家的团圆灯火,窗内是生命烛火将熄的寂寥。她握着母亲枯槁冰凉的手,那手再也无法回应她一丝温暖。老太太偶尔会无意识地抽动一下嘴唇,老三媳妇凑近了听,却再也听不到那声“小娟”了。
大年初三的深夜,寒意最重的时候,窗外墨黑一片,连零星的鞭炮声也彻底沉寂了。母亲喉间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在凌晨的寂静中断了。走得无声无息,像一片羽毛飘落。老三媳妇怔怔地看着监测仪器上拉成一条绝望直线的波纹,巨大的悲恸还没来得及爆发,就被一种更深、更冷的空洞吞噬了。她慢慢地、慢慢地俯下身,把脸贴在母亲尚有余温却已毫无生气的额头上,肩膀无声地剧烈抖动起来。
丈夫红着眼睛去打电话通知哥姐。最先赶来的是住在县城的二哥和三哥,脸上带着宿醉的惺忪和猝不及防的惊愕。天快亮时,大哥一家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小小的病房被悲伤和忙乱填满。唯独缺了一个人。
电话打过去,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边背景音嘈杂,大姐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和一种刻意营造的虚弱:“……妈……没了?”她顿了顿,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然后,那套早已演练过无数次的理由再次流畅地涌出,带着夸张的哽咽:“我的妈呀!我这心……我这心受不了啊!我这心脏手术才多久?不能受大刺激啊!我要是回去,看见妈那样……我当场就得犯病倒下!老三,你……你们理解理解姐吧!姐不是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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