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的冬天来得又急又硬,刀子似的风刮在人脸上生疼。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一种绝望的气息。老三媳妇接到电话赶过来时,腿肚子都是软的。病房里,她看见婆婆躺在雪白的床单上,原本干练利落的老太太,此刻像一片被抽干了水分的枯叶。浑浊的眼珠缓慢地转动着,却认不出围在床边任何一个焦急的面孔。医生的话冷冰冰地砸下来:“穿刺后遗症,中枢神经受损,吞咽困难,只能靠流食维持。别在这儿耗着了,费用高,回县医院吧。”
于是,担架抬着这具失去魂魄的躯壳,一路颠簸回到了熟悉的小县城医院。三个儿子和远嫁的大女儿,在最初的忙乱和商议后,如同退潮的海水,各自带着沉重又现实的理由,回到了他们生活的轨道上,将沉甸甸的担子撂给了最小的女儿——老三媳妇。
病床前,日夜轮转便只剩下老三媳妇和她沉默的丈夫。她学会了把米粥碾得极细,一勺一勺,耐心地撬开母亲紧闭的牙关,喂进去,再小心地擦掉溢出来的汤汁。她学会了定时翻身、擦洗、更换尿垫,处理那些令人难堪的污秽。病房里弥漫着药味、清洁剂的味道和一种生命缓慢流逝的、无法言说的气息。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沉重里,某个午后,阳光斜斜地照在病床的一角,老太太干裂的嘴唇忽然嗫嚅了几下。老三媳妇赶紧凑近去听。那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游丝,却异常清晰地钻进了她的耳朵里:“小……小娟……小娟啊……”
小娟。那是她大姐的乳名。
那一刻,老三媳妇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母亲混沌的意识深处,唯一破茧而出的念想,竟是她那个远在二十里地之外、久未露面的大女儿。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涌上鼻尖,她背过身去,用力眨了眨发热的眼睛,走到病房外的走廊尽头,掏出手机。
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大姐惯常的、带着点虚浮的声音:“喂?”
“姐,”老三媳妇的声音有些发涩,“妈今天……一直喊你小名,一声接一声的。你……抽空回来看看吧?妈怕是……念着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大姐那套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带着一种刻意的、仿佛自己也深信不疑的忧虑:“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妈想我了!我这心里也揪着呢!这不是刚做完心脏手术没多久嘛,身体虚得很,医生叮嘱千万不能劳累受刺激。过几天,就过几天,等我复查完,指标都稳当了,我立马就去看妈!一定去!”她的语气斩钉截铁,仿佛这“过几天”的承诺是板上钉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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