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省”,推行“土官制度”(任命当地首领为地方官);
- 吐蕃:1247年,蒙古灭吐蕃教派政权“萨迦”,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宗教与行政事务;
- 域外:元军曾三次征伐日本(1274、1281年)、两次征伐越南(1257、1284-1285年)、一次征伐爪哇(1292年),虽均未成功,但扩大了元朝的国际影响力。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疆域达到极盛:“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元史·地理志一》)
3.2 多元一体的治理:从“四等人制”到“经济重心南移”
元朝的治理,既体现了“华夷一体”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1)“四等人制”:等级秩序下的平衡术
元朝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包括西域、中亚各族)、汉人(第三等,指原金朝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第四等,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这种等级划分表面是“民族歧视”,实则是忽必烈平衡各方势力的策略:
- 蒙古人:占据中央要职(如中书省、枢密院),掌控军事与政治;
- 色目人:因“善理财”被重用,负责财政(如阿合马、桑哥)、外交(如马可·波罗);
- 汉人:多为地方官员(如知州、知县)和文人,承担赋税与文化传承;
- 南人:地位最低,但人口最多,是农业与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
这种制度虽引发汉人不满(如元末红巾军起义),但在当时却有效整合了多元族群,避免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
(2)经济重心南移:漕运与海运的突破
元朝的经济命脉在江南。灭南宋后,元廷继承了南宋“税粮甲天下”的优势(每年从江南征收约400万石粮食),但面临运输难题:陆路运输成本高、效率低,必须依赖水路。
为解决这一问题,元廷建立了两大运输体系:
- 漕运:疏浚京杭大运河(原隋唐运河),从杭州至大都(北京),全长约179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 海运:开辟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至直沽(今天津)的海上航线,利用季风将粮食北运。
据统计,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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