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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领域,“岳飞故事”更是长盛不衰。元杂剧《东窗事犯》虚构了秦桧夫妇在阴间受审的情节,痛斥其“逞凶顽,设阴谋”;明代冯梦龙《精忠记》、清代钱彩《说岳全传》将岳飞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典范,甚至加入“枪挑小梁王”“大闹武科场”等虚构情节,强化其英雄形象。近代以来,岳飞精神更被赋予新的内涵:梁启超称其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导师”,邓广铭在《岳飞传》中评价:“他的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狱,也是最壮烈的牺牲。”
(三)历史反思:谁制造了“莫须有”?
“莫须有”冤狱的本质,是皇权专制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宋高宗为保皇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秦桧为固权位,甘当皇权鹰犬;而岳飞的悲剧,正在于他既是“忠君”的典范,又是“威胁皇权”的存在——这种矛盾,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注定无法调和。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种“忠奸对立”的叙事,反而强化了岳飞的“忠义”形象。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后人在岳王庙前追思时,他们追思的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是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
四、血写的“莫须有”,刻在民族脊梁上的警钟
风波亭的寒夜早已消散,但“莫须有”三字依然如重锤,敲打着每一个读史者的心灵。岳飞的冤,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伤口;他的死,是忠臣的绝唱,更是民族的觉醒。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封建皇权的专制本质,才是“莫须有”冤狱的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衰,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岳飞这样的“脊梁”,用热血与生命扞卫着“忠义”与“公道”。
当我们抚摸岳王庙“尽忠报国”的匾额,触摸“精忠柏”斑驳的树干,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八个字的呐喊:“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不是对历史的抱怨,而是对未来的警示——唯有以制度约束权力,以民心凝聚正义,“莫须有”才能永远成为历史的名词,而“精忠报国”的精神,才能永远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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