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宋高宗南渡：偏安一隅,重建宋廷

院”与“三衙”分掌军权（枢密院调兵，三衙统兵），延续“更戍法”以防止武将专权。此外，针对“行在”特性，南宋创设“行在尚书省”“行在礼部”等临时机构，既维持中央权威，又降低行政成本。

其二，祭祀与礼制的强化。临安太庙始建于1130年，仿照汴京太庙形制，供奉太祖至哲宗七庙；郊坛则设于南郊，每年冬至举行祭天仪式。《东京梦华录》载汴京“每岁大礼，车驾宿大庆殿”，南宋临安的祭祀同样“备极典章”（《武林旧事》卷一）。这些仪式不仅是权力的展示，更是“宋统未绝”的象征。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礼制的延续，本质上是对文化正统性的扞卫。

3.2 军事与外交：主战与主和的博弈

南宋初年的军事与外交，始终围绕“抗金”与“求和”的矛盾展开。

主战派代表李纲、宗泽力主“连结河朔”。李纲在《靖康传信录》中提出：“河北、河东，国之屏蔽也。今河北之民，所在结集，愿为王师，若因其势而用之，不啻百万。”宗泽更具体规划：“臣愿亲率大军，渡河击贼，招抚河北忠义，以为根本。”（《宗忠简公集·乞回銮疏》）他们的努力一度见效：1128年，宗泽以70岁高龄驻守开封，联络八字军（王彦部）、红巾军等民间抗金武装，形成“十万大军聚太行”的局面。

然而，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黄潜善、汪伯彦因畏惧金军，主张“南巡避敌”；赵构本人亦因“恐二圣归”而倾向妥协。1130年后，随着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在局部战役中获胜（如韩世忠“黄天荡之战”围困金兀术48天），主战派短暂抬头，但1134年金军反扑后，赵构再次求和。1141年，秦桧任相后力推“绍兴和议”，规定“宋向金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归还河南、陕西地”，并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

“绍兴和议”的本质，是南宋对“南北对峙”现实的承认。正如王夫之所言：“高宗之畏女真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但这种妥协并非全无意义——它为南宋赢得了近20年的和平发展期，使其得以巩固江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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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支撑与开发

靖康之变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据《宋史·地理志》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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