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党争之祸乱局：派系倾轧,朝纲不振

混乱。苏轼曾在《论给田募役状》中批评程颐“专务虚名，不务实效”，程颐则反讥苏轼“轻薄无行，好为讥讽”。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为扭转“元佑更化”的颓势，起用章惇等新党，发起“绍圣绍述”，全面恢复新法并报复旧党：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司马光被追夺谥号，旧党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章惇甚至提出“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连高太后垂帘时颁布的“免行钱”（减少官员特权）也被废除。

至此，北宋党争彻底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政策随皇帝与权臣的更替反复摇摆，官员因站队不同而命运骤变，朝堂之上“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史·奸臣传》感慨：“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而党祸益烈。”

四、党争的破坏：朝纲不振与国势衰微

持续百年的党争，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最终加速了“靖康之变”的到来。

（一）政治：行政效率瘫痪，信任体系崩塌

党争导致朝廷决策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一项政策出台前，需经反复争论；推行中，又因反对派阻挠而扭曲变形。例如，王安石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由官府在丰年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出售），却因新旧党争被曲解为“与民争利”——反对派攻击“市易务”（管理市易法的机构）“贱籴贵粜，渔夺民利”，最终迫使朝廷于元佑元年（1086年）废除“市易法”，导致粮价暴涨，百姓“饿殍遍野”。

更严重的是，官员的晋升与贬谪不再基于政绩，而取决于“站队”：支持新法者即使无能也能升迁，反对新法者即便贤能也被打压。例如，元佑年间（1086-1094），旧党官员刘挚因反对章惇被贬为“鼎州团练副使”，而新党官员吕惠卿（曾因“华亭案”被弹劾）却因支持章惇官至宰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北宋官场充斥投机取巧之辈，真正有能力的“能吏”（如李纲、宗泽）反遭排挤。

（二）经济：改革成果付东流，民生陷入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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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的许多措施本可缓解“三冗”危机：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剥削（据统计，熙宁年间民间借贷利率从30%降至10%），募役法减轻了农民负担（原来需服差役的农民每年可节省3-5个月的劳动时间），市易法稳定了市场物价（熙宁十年，汴京粮价较景德年间下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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