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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着银杏叶在脚边打转,阿棠突然想起信里的话:“霜降前,带枫糖来。”今年的霜降还有七天,而男人的相机包侧袋里,露出个玻璃罐的一角,贴着张手写的标签——“加拿大枫糖”。
“我叫陈念深,”男人打开玻璃罐,琥珀色的糖浆在罐口拉出细丝,“外公临终前说,青石巷37号有株野菊,等它开满三十朵,就把枫糖埋在根下。”他蹲下去数野菊的花瓣,刚好三十朵,黄色的花盘在暮色里像些小小的向日葵。
阿棠把信笺递给陈念深,他读着读着,突然指着其中一页的画——是幅钢笔素描,画的正是这株野菊,旁边标注着:“阿芸种的,说等我回来就酿成菊花酒。”画的右下角盖着个小小的印章,是片枫叶的形状,缺了角,与阿棠从书中掉出的那片完全吻合。
那天晚上,两人坐在阿棠家的阁楼里,就着台灯整理陈知远的遗物。皮箱的夹层里藏着本素描本,最后一页画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坐在37号的门廊下绣东西,窗台上摆着盆野菊,正是阿棠如今养在窗台的那株。“这是我外婆,”阿棠的指尖抚过画中人的眉眼,“她总说绣品里要掺点海砂,针脚才扎实。”
陈念深从相机包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些褪色的绣线,蓝得像深海的颜色,线轴上缠着张纸条:“阿芸送的线,掺了贝壳粉,说能防虫蛀。”他把绣线绕在手指上,突然发现其中一根的末端结着个小小的中国结,与玉佩上的红绳打法一模一样。
台灯的光晕里,半块玉佩在素描本上投下细碎的影,像谁在纸上撒了把星子。阿棠想起外婆总在霜降这天煮菊花粥,粥里要放些碎冰糖,说“甜里带点苦,才像过日子”。此刻陈念深正在泡枫糖茶,琥珀色的糖浆在热水里慢慢化开,像把凝固的时光泡成了流动的甜。
“外公说他在加拿大的枫树林里,总想起青石巷的秋天,”陈念深的茶杯冒着热气,“说那里的枫叶红得发紫,却不如巷口的野菊耐看。”他从包里拿出本旧护照,签证页上盖满了出入境的印章,最后一页贴着张枫叶标本,缺角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粘着,像在小心地修补某个缺憾。
阿棠翻开素描本的前页,发现夹着张火车票,1966年10月22日,从上海到青岛,硬座。票根的边缘写着“带枫糖给阿芸”,字迹被汗水洇得有些模糊,像把急切的心情泡得发胀。她突然明白陈知远为什么没能赴约——那张车票之后,便是无尽的等待,隔着太平洋的风浪,隔着三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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